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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回来了

秋风

孔子回来了。

最近几天,人们突然发现,在历史博物馆北侧门前,面向长安街,矗立着一尊九点五米高的孔子雕像。毫无疑问,这是具有重大文化与政治象征意义的事件。

最近若干年,随着国学、传统的逐渐回归,至少在部分国人眼中,孔子已经不再是一个负面人物,各地校园、传统文化场所甚至公共场所,纷纷建立了孔子雕像,以示景仰。

不过,现在这个地点,还是先是,孔子的回归迈出了一大步。天安门广场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地点,孔子现在站立的地方,虽不在广场内,也在其周边。这样的位置必然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当然,确切地说,孔子矗立在历史博物馆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位置是恰当的,孔子确属历史人物。也正因为位置特殊,这尊雕像引起很大争议。

考虑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这样的争议也是正常的。二十世纪初,中国人被动地面对现代化的任务,而西方首先实现了现代化。于是,现代化、西方化与传统、与中国之间被置于一种紧张、冲突状态。此后,中国人对孔子、对儒家、对中国传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陷入焦虑、彷徨、无措乃至于混乱之中。

就在旁边的广场,发生过“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及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儒家、反传统为核心诉求的。四十多年前,这个广场曾上演过文化大革命的诸多重要节目。而在这场文化大破坏运动中,各地、尤其是曲阜的孔庙、孔林、孔府曾遭到过严重损毁。若干年前,就在孔子身后的这个博物馆内,孔子也被当成一个负面人物展示。

这一百年的文化彷徨,让孔子的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跌落到秦以来的最低谷。直到今天,提到孔子,有人马上联想到万恶的奴隶制度,联想到孔子说过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教也”。提起儒家,大多数马上联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联想到束缚人的灵性的礼教。提起中国文化,关心国民性的人士马上联想到大辫子、八股文,关心自由的人士则会联想到皇权专制、官员腐败。而孔子对于儒家、中国文化的所有这些丑恶制度和现象,似乎都要承担全盘责任。还有一些热衷于追求中国强大的人士,则要求孔子对国人缺乏尚武精神承担责任。依据所有这些想象,孔子当然要被打倒。即便到了今天,无数人,哪怕是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还在用“孔老二”这个侮辱性的词汇来称呼孔子。

对于所有这些指控,孔子无言。孔子本来就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对于人们因为激情、焦虑或者无知而发出这些抱怨和指控,孔子当会宽容。而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上述指控中的很多不过是笑柄而已。孔子笑到了最后,孔子蹒跚着回来了。首先在文化与政治的边缘地带,最终在国家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孔子微笑着矗立起来。

对此,国人的心情是高度复杂的。不论是曾经咒骂孔子的人,还是对孔子及其思想心存疑虑的人士,抑或是虔敬孔子的人士。第一种人可能有点困惑,把一个死人抬出来有什么用?第二种人可能十分担心,也许又会出现独尊儒术?第三种人可能会追问,孔子为什么朝北而不是按照中国传统座北朝南,为什么在广场以外而不是在广场之中?

所有这些困惑、疑问,其实已经触及当代中国人已经面临、不能不认真思考、予以解决的根本问题:历史文化认同的对象与文化重建的进路问题。

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后发国家的文化认同构建,必会陷入紧张、困惑。但是,任何一个共同体,如欲建立合理而稳定的秩序,就必须构造出稳定而自洽的文化认同,也即对于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信奉什么,须达成某种最低限度的共识。由此,才有共同体可言,人们才可以对话,创造和维系一个公共空间。由此,优良治理秩序才有可能被人们想象出来,进而被构建出来。

在一个快速而剧烈变动的时代,构造这样的文化认同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过去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所进行的全部文化、思想、宗教活动乃至政治、社会活动,都指向这个目标。不幸的是,这些努力大多已告失败。原因在于,大多数规划没有对孔子、儒家、传统予以足够重视,甚至将其视为负面,必欲弃之而后快。

但是,不管人们是喜欢是痛恨,是虔敬是厌恶,一个基本事实是:孔子是儒家的象征,孔子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孔子是中国的象征。构建或者说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就不可能无视孔子,鄙弃儒家。

当然,汉儒心目中的孔子不同于宋儒心目中的孔子,梁漱溟赞美的孔子也不同于马英九祭拜的孔子。生活在一个现代而开放的世界中,今人自然有权利、也有责任塑造这个时代的孔子。就好像这座雕像不同于吴道子的画像。从孔子出发,今人也完全可以在正义、在爱、在善治等价值与制度之路上,走出很远很远。今人的价值、信念也各各不通,如何调和孔子与这些信念,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人们可以尝试逼近一个文化、政治的底线共识:认真对待孔子,不要鄙弃、更不要仇恨孔子。因为,认真对待孔子就是认真对待自己,鄙弃孔子就是鄙弃自己。

南方都市报,20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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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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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秋风),独立学者,主要从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中国治理秩序的历史与理论之研究。著有《立宪的技艺》、《政府的本分》等,出版译著《哈耶克传》、《货币的非国家化》、《法国大革命讲稿》、《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等十余种。华人哈耶克学会发起人之一,主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奥地利学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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