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内圣之学，更是外王之学。《大学》“八目”固然始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修身为“本”，而通往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中庸》更为圆融地统摄内外、己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以成己而成物、透过成物而成己，两者作为一个互动性整体构成“儒家整体规划”[1]。

自孔夫子以降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儒者，依循此一整体规划，致力于构建天人之际的优良“治理秩序”。但晚近以来之儒者，如牟宗三先生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家”，虽有强烈的外王的民主指向，究竟侧重发展儒家内圣的心性之学，并径直论断“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2]。至其后学，更将儒家化约为“哲学”甚至“哲学史”，最多只是“道德”、“文化”、“教育”等角度探讨儒家之社会功用，而刻意回避儒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王面相。

凡此种种，导致儒家与社会脱节，沦为可有可无之盛世点缀或者纯粹智力游戏。观念上的失重导致儒者虽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哲学论说，但在台湾八十年代以来至关重要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近乎无所作为。当转型完成之后，也在有关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上，鲜有作为，在观念的竞争性市场上，趋向边缘化。此一教训表明，自我矮化、放弃儒家整体规划的儒家，不可能不丧失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技艺与智慧。

与此同时，在大陆，过去十年中，思想界最为重大的变化趋势是儒家的复归。蒋庆先生率先倡导“政治儒学”，令儒家重回其正统的“整体规划”。2005年在广东召开的第一届儒教会议得风气之先，提出儒教概念，表达了进入秩序重建过程的强烈愿望[3]。此后，有人提出“通三统”，引孔子入主流意识形态。似乎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最近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即“儒家化”的命题[4]。

凡此种种思想上的努力表明，在大陆，儒家正在恢复其生命力，其重建的形态将完全不同于哲学化的港台新儒家。这是由大陆的境况所决定的。大陆目前仍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过程中。具有担当意识的儒家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参与现代国家秩序之构建，也即“立国（nation-state building）”[5]，此系为“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业。置身于此一过程的儒者当具有立法者意识，此一时代所需要的儒学乃是“立法者的科学（science of a statesman or legislator）”[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