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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出租车司机从公司中解放出来

 

秋风

 

81日,杭州市出现大规模出租车停运现象。出租车司机们的地一个诉求是减少“份子钱”。实际上,这是一个被人们讨论了无数遍的老问题。对出租车行业进行长期研究的北京传知行经济研究所的统计表明,过去若干年中,全国平均每个月就会发生一起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而罢运者每一次的诉求,几乎都少不了减少或者取消“份子钱”。

目前中国的出租车经营体制是高度扭曲的。政府的出租车经营牌照只给出租车公司。但实际上,出租车行业有自身的经营逻辑:一个或者两个司机,一辆汽车,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经营单位。出租车也处于高度流动状态。这两点就决定了,企业其实根本无法监督营运中的出租车司机。因而,世界各国的出租车行业普遍采取个体经营也即自我雇佣的方式。即便存在着企业组织,通常也是司机们自愿联合,以共享信息。

而在中国,出租车行业的法律形态与自然形态之间处于对立状态。如此对立的结果就是出租车公司名不副实。司机虽然是出租车公司员工,实际上,公司普遍采取租赁制或承包制的方式,让司机独立经营。公司收取数额固定的租金或承包金,俗称“份子钱”,平时,双方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一来,出租车公司作为一个企业,就成为一个怪胎。在一般企业,雇主承担风险。经济学中有一种关于企业存在的厂商理论解释说,企业主之所以占有合作剩余,就是因为他要承担风险。但在出租车公司中,企业主与雇员的风险分布完全颠倒过来:公司旱涝保收,司机承担全部风险。在油价上涨或者发生其它影响出租车司机收入的失态的时候,司机立刻面临收入下降的风险,此时,公司却丝毫不受影响。也因此,这个时候,司机们当然立刻会发出降低“份子钱”的呼吁。

奇怪的是,对于这种扭曲的出租车行业主流经营形态,各地政府似乎十分珍惜。不管司机们如何抗议,也不管学界如何呼吁,各地政府始终不愿放弃出租车行业目前的公司制形态。就像本次杭州的处理方案,地方政府宁可用财政补贴司机。

但是,政府补贴真能解决问题吗?下一次,面临经营压力的出租车司机依然会对“份子钱”表达不满。因此,笔者仍然不惮于重复一个老掉牙的政策建议:解散目前的出租车公司,让出租车司机个体经营——当然,在此之后,司机们可以自愿联合,组成合作社、叫车联盟等等。

这一建议的首要依据,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命题:让目前出租车行业不合理的法律形态,服从于出租车行业的自然形态。一种制度,如果不合乎其所关涉的事物的自然,就必然是扭曲的、恶的,顺其自然的制度必然是善的制度。

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有巨大的好处。出租车司机如果免除了份子钱,其生存压力将会降低。此消彼长,他们对于其他压力,比如油价上涨的承受力,也就会提高。换言之,由于拥有较大的压力余量,哪怕油价上涨,司机们也可以自我消化。不似现在,巨额“份子钱”让他们的抗压余量过小,市场稍有异动,他们就无法承受。

从更深层次看,让出租车司机实现个体经营,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司机们养成一种较为从容的心态。在目前的经营制度下,“份子钱”高悬在出租车司机们头上。每天睁开眼,欠公司几百块,这构成了一种沉重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必然让出租车司机们普遍处于焦虑状态。他们担心自己生病,他们担心出现任何意外。一旦开动汽车,他们就抱定了多拉快跑的劲头。以这样的心态,他们很难自然、热情地对待乘客。

一旦从司机的头顶上拿走“份子钱”的高压,出租车司机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而不必疲于奔命,他们可以更为从容地安排工作与生活。如此一来,他们的心态将会更为从容。

这种从容的心态不仅可以给乘客带来安全感,也能够给整个城市带来更多安全,更多从容。在大大小小的城镇,出租车占了道路行驶车辆中相当高的比例,这些车辆的行驶状态,极大地决定着城镇交通的基本状态。如果出租车司机们疲于奔命,横冲直撞,那整个城市也就会显得焦虑、混乱。如果出租车从容舒缓,那整个城市也就让人心平气和,也更有秩序。

因此,解放出租车司机,并不只是单纯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而是关乎城市中部分人群精神之调整的重要问题,进而也是关乎整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秩序之重塑的大问题。一旦出租车司机摆脱公司施加给他们的不合理的压力,他们的对抗心理就会祛除泰半,他们也就会以一种温和、从容的心态看待整个世界。而整个城市,包括城市管理者,不都可以从此中得益么?

 

南方都市报,20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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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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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秋风),独立学者,主要从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中国治理秩序的历史与理论之研究。著有《立宪的技艺》、《政府的本分》等,出版译著《哈耶克传》、《货币的非国家化》、《法国大革命讲稿》、《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等十余种。华人哈耶克学会发起人之一,主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奥地利学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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