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的素质缺陷

秋风

7月13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为其母亲庆贺八十大寿，突然当场跪在母亲膝前痛哭流涕：“母亲80岁的时候，由于工作原因，我没能回来陪您，对不起！您90大寿，我一定要回来陪您！”

7月22日，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40余位著名大学校长等嘉宾出席。有网友报道说，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演讲之际，浙江大学杨卫校长一直用笔记本电脑玩牌，眼尖的网友辨认出杨卫所玩游戏之名称。而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如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这两件事情在网上疯传，并招来扑天的嘲笑。事后有人为两位校长辩护。确实，母子之情原是人间最为本真的情感。孝敬父母，在中国人眼里也是一种美德。周校长若是普通人，如此真情流露，必会得到众人好评。同样，大学校长也是人，也有身心疲倦之时，此时未尝不可玩玩电脑游戏，以消遣放松。

然而，对周校长、杨校长，公众却多持批评态度。原因恐怕在于，对于大学校长，人们有一套合理的想象，角色期待。大学校长应该不同于常人，尤其是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在国内属顶尖大学，其校长应当行为得体，方可为人师表，作育莘莘学子。人们期望他们表达情感时优雅得体，即古人所说“发乎情而止乎礼”。当庭广众之下，大学校长涕泗横流，则情有余而忘乎礼，不甚得体。同样，大学校长即便身心疲惫，在公众场合也当正襟危坐；台上发言即便再无聊，既然在会场，就当对发言人有起码尊重，玩游戏则极不得体。

这样的想象是完全合理的。大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生产、传播的中心，整个社会的文化如何，最终，社会秩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如何。对于大学校长，公众有理由抱有较高期待，希望其言谈举止不同于少不更事的大学生，不同于官员，当然更不同于娱乐明星；斯文一些，有点文化，行为得体。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义”。如此大学校长领导下的大学，才能承担公众期望于大学的文化、社会责任。

现在看来，这两位校长没有满足公众对他们的角色期待，在公众场合，他们没有像大学校长那样行事。这种情况在大学校长中并不罕见，有一些大学校长的行为更不得体，比如，媒体报道过令人触目惊心的大学校长贪污受贿的事情。如同专家变成“砖家”，教授变成“叫兽”，这样的大学校长也逐渐地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这两次事件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精英之社会形象衰落的趋势。

何以如此？直观的原因是，大学校长之理工科化。上个世纪前半叶，著名综合性大学校长多出身于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或者是职业教育家，社会贤达。即便那个世纪中期，也不乏这种专业背景的校长。这应当是合理的。大学是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中心，其责任是以人文化成健全的国民，具有文化自觉和公共精神的精英国民，则大学校长必须对文化有所感觉。明乎这一责任，大学校长就会知道校长之礼，并谨守此礼，得体地与教师、与学生、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各种机构打交道。

然而，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大学的政治、文化定位大变，校长的专业构成也就开始逆转。尤其最近十年来，很少人大学校长有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学者担任，几乎清一色理工科。这些校长在专业领域可能很出色，但由于专业的先天限制，对大学之文化、社会责任，乃至于对文化本身，未必有深入理解。这样的校长，很难准确地意识到大学之责任。

其实，即便出身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的大学校长，在这方面也不见有任何特出之处。最近几十年来的大学教育整体上是功利主义的，排斥人文，排斥文化。接受了如此教育的人担任大学校长，也就没有大学责任的文化自觉，缺乏对于自己身份的自觉，在日常行为中不明乎礼，其行为方式也就不像人们期待的大学校长。比如，面对行政管理部门，过于恭谨；面对教师，却过于放肆；近些年来，不少大学校长则走上取媚学生之歧途，在毕业典礼上以滥用网络语言为荣。凡此种种，皆为行为不得体，不能体现大学校长之风度或威仪。

也许，当代中国大学校长最大的素质缺陷就是不够斯文。他们可能很有知识，但没有文化自觉，行为不够得体，也就是不知礼。当然，这其实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从小学生到政府官员。但是，大学既然是一个社会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中心，则大学校长就没有理由指望他人，也不能指望制度。大学校长应当是先知先觉者。周、杨两校长事件，或许会刺激一些校长，对大学校长之礼，有所深思。

圣贤早就指出了知礼、守礼之方，那就是敬。大学校长当有敬之心，敬自己之职责，敬自己所面对的一切人。有敬之心，人就会节制激情、情绪，控制自己的身体，随时反思，摸索、习得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得体、健全的方式：与学生，与教师，与同行，与自己的家人。这样的大学校长以身作则，默化学生，从而成为文化的地标。

南方都市报，2012/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