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百年来，中国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是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如林先生所观察到的，这种反传统主义之彻底性、完整性、狂热性，在近世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几乎所有思想、政治流派，其立场、政策可能完全相反，打得不可开交，但它们在一点上可以惊人一致：反传统。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反儒家。对儒家的反对，在过去六十年的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本能的厌恶与仇恨。今天，上从七十岁的老人，下到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张嘴就可以咒骂儒家，而且面有得色，很有宣告真理、追求进步的自豪感。

这种社会心理疾病，确实值得心理学家们深入研究。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反传统之所以变成一种主义，很大程度上由于现代以来中国人对于自身历史认知之混乱。

咒骂儒家之人通常宣称自己热爱自由、民主。他们之所以痛恨儒家，就是因为儒家没有带来自由、民主。在他们的历史认知中，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甚至尧舜以来的中国历史，完全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专制。而儒家与这个历史相始终，所以，儒家一定与专制有关：如果不是儒家带来了专制，起码也在维护专制，为专制涂脂抹粉，让专制更有欺骗性，从而延长其寿命，云云。既然如此，儒家就罪不可赦。

这些人士经常引用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一句话来说明中国历史之专制性质及儒家对此所应负之责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其实，谭嗣同的话完全不是在反儒家。两千年的政治，乃是秦政。这个看法其实并不准确，但他明白地说，对两千年专制负责的当为秦制。谭嗣同又说，两千年来之学实为荀学。荀子当然属于儒家，但汉儒基本无人传荀子，韩愈说荀子“择焉而不精”，宋明儒基本摈斥荀子。荀子在儒家内部是被排斥的。张之洞也抨击荀子“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这里的意思是说，韩非、李斯都是荀子之弟子，正是这两个人发展了消灭学术之理念，而有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儒家遭受灭顶之灾。换言之，谭嗣同是说，两千年之学是法家之学。秦政和荀学不过假托孔子、儒家之名而已。那么，批判的矛头应当指向谁呢？显然不是儒家，而是秦政和法家。《仁学》书名就表明，谭嗣同是要回到真正的孔子、孟子。

谭嗣同的话中，实包含着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范式。中国这么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文明，实际上一直存在两个传统：从宪制和治理精神上说，分别是周制传统和秦制传统。两个思想观念流派分别守护这两个传统：儒家守护周制传统，法家守护法家传统。

古人看中国历史，分成两大阶段：封建与郡县。现代人一听封建，就起负面反应。这只是因为，过去大半个世纪，“封建”一词总是与“专制”一词联系在一起，而被污染了。实际上，封建就是封土建国，就是周王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自尧舜以降之夏商周三代，皆行封建。古人把这一点说得清清楚楚。周的封建制度最完整、最经典，周制传统就是封建传统。

作为一个政制安排，封建的治理有三大特征：第一，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君臣关系中的两个人是自由的，尽管他们有等级之别。第二，权力分散，多中心治理。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第三，礼治。大家都知道周代文明是礼乐文明，但礼治是什么性质？现代人多有负面理解。然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礼治与现代的法治完全同构。关于封建制的完整图景，读者诸君可参考我今年初出版的著作：《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二卷，封建。若用现代词语给封建制做一个带有价值色彩的定性，那封建制就是宪政的。

孔子生活在封建制开始崩溃的时代。人们可能也都知道，孔子主张“复礼”，主张“从周”，孟子也主张复封建。可以说，复周制，复封建，就是儒家的核心主张。很多人不喜欢复古，可是，孔孟主张复古恰恰是对理想的追求：追求人的自由和宪政的理想。

至于秦，古人称之为“郡县”，其政体安排的根本特征就是皇权专制，一切权力归国王或者皇帝，法律也不过是皇帝统治的工具。法家参与了这一政体的构建过程。法家与秦制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共同构成了专制传统。专制之罪要算到秦制和法家头上。

也就是说，到了秦代，中国历史后两千年的大格局就已确定了：秦制和法家为一方，儒家为一方，双方展开斗争——当然，同时也必然有合作，合作之中又有斗争：儒家用各种方式抗争皇权所代表的秦制。

四十年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从“儒法斗争史”角度看中国历史，倒也颇得中国历史之真相。只是，那个时代说法家代表历史的进步方向，现在恐怕需要掉个个儿。当然，用不着说什么进步、落后，儒家只是想限制专断的权力，推进社会自治，维护人的尊严。

中国经营报，2012/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