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先生扇一老者耳光之事，引起舆论强烈反响。笔者就此发表一条微博说：砸车，打人，固与制度有关，但首先是一个教养不足的问题。当代中国高度匮乏教化，人无教化，不明礼义，必粗鄙、乃至野蛮。不妨比较一下中国白领与欧美、日本、香港、台湾白领之举手投足、周旋进退。礼义之本在于，把他人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也即仁。

不出所料，对这个看法，有人支持，更有人反对，虽然我已提及制度的重要性，但制度决定论者仍不满意。法律正在追究游行示威中的打砸分子，法律也应当追究韩德强先生，对此，我完全支持。不过，仍然需要追问：他们为什么会那么自然地伸出手，砸向自己同胞的汽车甚至头颅，扇向一个父行辈的老者？

孔子对中国文明的最大贡献是发明了“仁”，《中庸》说：“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仁的基本意思就是，一个人自然地把站在他对面的人当作与自己相同的人来对待，尊重他，由此而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忠。孟子接着孔子的话头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也就是说，一个正常人，对站在他对面的人，总会有一种爱、同情、乃至尊敬。这就是人道的自觉。

不过，孔子也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更具体地说，恻隐之心只是“仁之端”，而不是仁本身。恻隐之心需要经过“思”才能成为仁。而思的意愿和能力在人们中间的分布很不均匀，只有少部分人之思的意愿与能力较强，他们可成为君子。大部分人则需依照董仲舒所说，通过教化扩充其恻隐之心为仁。这种思是人的自我完善，这种教化是人道的教育，让人知道他人的存在，并且把他人当成人来打交道。没有这样的教化，大多数人就缺乏人道的自觉。

儒家对于中国社会的首要贡献就在于建立并实施教化。通过这种教化，民众形成最为基本的互敬意识。在此基础上，可以自动运转的伦理得以生成，并发挥作用。在人的伦理自治之基础上，需强制执行的法律才可以社会可承受的成本运作。若人们普遍缺乏人道的自觉，则伦理无从形成，一切需法律强制，其成本将是不可承受的。秦制就是因为把人视为完全依靠成本-收益之理性计算决定行动策略，取消伦理，纯粹依靠刑律。最终，政府不堪治理成本之重负，而迅速败亡。

不幸的是，经过二十世纪的狂风暴雨，中国固有的社会教化体系基本被摧毁。一波接一波的文化、社会、政治运动就不用说了，这二十年来，知识分子们又在起劲地宣传，人就应该利己；法律就是万应灵丹，凡是道德伦理都是虚伪的。这些宣传者对重视教化的儒家，当然深恶痛绝。

于是，今日随处可见这一系列运动与宣传的产物。富裕起来到处做生意、旅游的中国人，用野蛮的行为，粗鲁的话语，把自己的粗鄙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全世界，甚至在大陆与香港之间引发严重的隔阂。本是抗议日本非法行径的游行示威，演变成为对同胞财物的打砸，甚至伤害其人身。而堂堂的大学教师，也仅仅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在警察面前，猛扇老者耳光。

毫无疑问，在这些粗暴、野蛮行为背后，存在着政治立场上的分歧。那位老者与韩德强教授的政治立场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这本很正常，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这种分歧。然而，在一个正常社会，政治一般包裹在社会中，或者说包裹在文明中。由此，即便立场不同的人们也会首先把对方当成与自己一样拥有人格尊严的人对待。这种人道的自觉约束人的政治行为，让其趋于理性。于是，政治的分歧仅被视为理念的分歧，双方同时被导入对话、辩论的轨道。但现在，中国社会不是正常社会，政治没有文明的包裹，政治立场的冲突变成人身之全面对峙，主要是情感与本能之冲突，其解决途径也只能是本能的，那就是暴力。

也许，这是当代中国最令人忧心的问题。处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人们之间的立场、观点之分歧是十分严重的，还有利益、权利、权力之间的紧张、冲突搅扰其间。这样的国民若不具有最基本的仁心，把他人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未来中国将会怎样？

教化至关重要。这样的教化不是要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不是要把人都成为君子。儒家所确定的教化目标向来是低调的，那就是让普通人具有最基本的人道的自觉：把自己当成人，从而约束自己的动物本能，不让自己变成禽兽；同时，把其他人当成人，从而在与他人打交道时约束自己的本能和欲望。经过如此教化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才有可能是文明的世界。

南方都市报，2012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