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耽误的历史时期？

秋风

这是我新出版的时评集《政府的本分：基于民众权利的中国政治与中国经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32元）的前言，中间补充了一段。

读者下面将要看到的，是我过去几年中所写的部分政经时评文章，主要来自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所开设的专栏——“权利经济学”。该专栏始于2006年1月20日，第一篇是收入本书的《基于权利的经济学》，随后坚持写了一年半多时间。在此，我要对21世纪报系发行人沈颢先生为我在该报提供的机会表示感谢，向编辑祝乃娟为每篇文章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当然，除此之外，我也一直给其他媒体写作，这里也收入了若干篇以为补充。

这些文章集中于讨论“我们时代”的若干“政治经济学”问题。对这两个词略作解释，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分散于几十篇文章中的基本线索。

一百多年前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今天依然没有尘埃落定。我们生活在一个制度转轨的时代，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问题。制度转轨的内容当然十分广泛，仅以经济领域而言，至少包括建立、完善确获保障的私人产权制度、市场成为整个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的主要制度、国家与市场之间确立其恰当的关系等。这些就已涉及广泛的规则体系的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调整就在进行当中。

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幸运的，可以就近观察新规则的生成与旧制度的变革过程。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十几年来十分活跃的主流经济学界，似乎忽略了这样的时代主题。相反，他们过多地关注经济增长的业绩，并且错把经济增长当成了制度转轨。因为过去若干年中国出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他们就直接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足成楷模了。

如果是在六七年前，这样的结论会得到很多人赞成。但从2003-04年起，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质疑：如此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与我何干？经济确实增长了，但民众的负担似乎加重了，甚至在很多时候，民众觉得自己的权利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受到了侵犯。民众的这些感觉也许没有统计数字那么精确，但作为公共问题，民众的感受要比统计数字更值得重视。

如此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也正是笔者在这些文章中试图予以揭示及尽可能理性地予以解释的问题。概括而言，我想说明，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得到释放；在此之外，政府运用其权力，区分对待不同群体，促成了某种“强制性增长”。两者相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业绩看起来十分出色。而获得这种强制性增长的前提，恰是政府依然掌握着广泛的控制权。据此，各级政府可以利用权力动员各种资源，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权力所促成的繁荣是有代价的，这包括官员腐败、企业家频繁落马、贫富差距扩大等。当然，最大的代价是，民众对市场化过程本身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制度转轨的前景，反倒显得十分模糊了。

现在，距离这些文章发表已有三年多。不幸的是，我所讨论过的全部政经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为严重。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缺乏解决严重问题的有效机制？这将意味着什么？应当说，这本书渗透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对曾经活跃于公共空间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怀疑，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怀疑，以及对这种增长的正当性的怀疑。

（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将会发现，这三四年或许是一个被耽误的时期。在这几年，本来政府可以利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间窗口，采取有力而有效的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尤其是对贫富差距问题、对不同群体间的紧张、对立关系。事实上，很多有识之士不断发出这样的呼吁，本书中的文章也是卑微的呐喊。但是，历史学家早就指出一个社会变革悖论：在繁荣时期，既得利益者阻挠一切变革，到危机时刻则被伤害者则不容温和变革。今年以来发生的种种事件，党让所有人对社会内部的紧张和基础性秩序的溃散，有深切的认识。当然，时间窗口或许还没有完全关上。全社会都在看：精英们、执政者能否是否有魄力、有能力进行根本性变革？）

至于我的解释框架，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Austrian Economics）为本。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19世纪70年代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卡尔·门格尔，其在现代的代表人物是在中国颇有影响力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正是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我对经济学有所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进入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学的传统。

由此，我相信，惟有以权利的合理界定和平等保障为前提的繁荣，或者说惟有公道的繁荣，才是健全的、可持续的繁荣。本书各篇文章即以此作为分析范式，集中于讨论经济现象背后的制度原因，讨论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路径，追寻通往公道的繁荣之路。

当然，这些主题需要深入的研究与系统的讨论，只是我自己学力有限，时间不足，这些文章的立论及分析都有不成熟之处。尤其是它们都是为报刊所写，缺乏足够的深思熟虑。各篇文章之间也可能有一些重复之处。凡此种种，敬祈读者鉴谅为盼。

前言

大国还是好国？

大国崛起的物质主义陷阱

观察印度的视角

超越物质主义

开放、增长与转轨

高速增长中的权力与市场

“经济”的语义学分析

增长模式的支点

中国模式与印度模式

自然增长与强制增长

文艺复兴型国家

发展的迷信

国家的本分

走火入魔的地方竞争

地方不应是公司

再说地方政府间竞争

增长型治理机制下的企业与媒体

监管的傲慢

旗帜鲜明地支持温州模式

新国有化运动

货币政策的理性化

经济野蛮化与企业家的“原罪”

黑窑场现象的社会根源

黑窑场现象的文明根源

土围子经济

改革与变法

私人企业无“原罪”

“原罪”与后天之罪

权力与“原罪”

高增长与企业家高犯罪率

腐败的经济学论证

坏制度下腐败的路径锁定

企业家当了坏制度的帮凶？

企业家与好制度

通往资本自由之路

地权革命与房屋奴役

土地制度不改，农民市民双输

小产权房违法吗？

打破政府对城市化的垄断

土地国有化浪潮

盖房成了一种特权

房地产市场的双重垄断

经济城邦化

压抑心灵的房产

经济结构的退化

房企高利润的秘密

通往“房奴”之路

单位自建房：政府推卸责任的策略

别逗了，八成人都住经适房？

国家与私产的碰撞

公共利益还是公共用途

公共利益由谁来决定？

拆迁与科斯定理

产权先于法律

“公共利益”条款保护不了私人产权

福利之外还有权利

寄生性经济

权利失衡，资源反而带来贫困

“新农村”的前生今世

颠倒的财政原则

穷人的财政学

再造国家福利制度

“不患寡而患不均”

社会和谐始于社会的努力

自由市场的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在说什么

马寅初错在哪儿？

生育行为的性质

计划的自负

关于外来人口的政治正确

穷富之争与主流经济学反思

有计划地制造穷人

市场是穷人的朋友

拒绝财产权法律，以穷人的名义？

穷人需要福利，更需要自由

穷人与富人：拒绝仇恨，追求和解

节制是精英的通行证

基于权利的经济学

经济学的悲喜剧

经济学退场了，法学却没有做好准备

让我们忘掉经济学吧

附录

思考宪政必须忘记经济学吗？（薛兆丰）

增长与宪政——复兆丰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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