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倒也不是特别悲观，我觉得总还是有一些希望的。温家宝总理的几次讲话，还是挺鼓舞人心的，起码让你看到，执政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腐烂，还是有一种拯救自己的想法。拯救自己就是拯救中国。我基本上是属于体制外的，但我也希望共产党自己能够实现平稳的转型，带动中国实现平稳的转型，我相信，这也是大家的一致想法。

现在堕落的力量之所以那么猖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权威结构已经非常松散，愿意做坏事的人可以随便做，没有人会干预他。但是，权威结构松散，也有一个好处：想要做好事的人同样是有空间的。温总理讲了那么多次话，没有被怎么样，还可以接着讲下去。原来执政党靠一个人独裁、独断的局面越来越瓦解了，这之后的政治，其实呈现了多种可能性，我们确实有可能回到更保守、更专制的时代，但你去争取民主、争取宪政也有更多的空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包括我们对这个问题写了文章，迄今为止并没有完全封锁掉，这也可以给我们一个信心。

因此，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中，政治变革是完全可能启动的。我觉得，起码40%的可能性是有的。而且，我们看到，地方，包括罗江，不管出于什么考虑，总是有人想做这样的事情。中国是一个大国，因此，只要上面的集中控制力量缩小，这种试验、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会出现。这是我对政治的一个初步判断，可能比大家乐观一点。

那么，政改该怎样展开？我觉得，在我们现有的权力结构中，人大是唯一一个可以实现平稳过渡的载体。首先，在宪法里，已经给人大确定了一个比较崇高的位置。在所有的权力机构里面，人大也是遭人讨厌最少的，民众比较容易能够接受人大，而且对人大是所抱的期望也是最大的。一提其他部门，比如工信部，大家都是破口大骂，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大家对它们的反感情绪是很大的。唯独人大还稍微干净一点。它确实没有干很多事，但是它也就没有直接干什么坏事。

那么，假定我们想从现有的体制平稳地过渡到民主制度，让民主逐渐地增长，人大就是一个最恰当的载体。我们应该珍惜这么一个载体，按照现在宪法的规定，可以把人大逐渐改造成、变成制度转轨的“扳道机”。通过对人大的改造，可以逐渐把中国由一个专政的制度，转型到一个宪政的、民主的制度。当然，这个民主制度可能不像王建勋设计的那么理想，但起码可以出现一些增量的变化。但这样的变革要展开，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体制内外形成共识。杜老的文章也提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体制内外形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共识。

关于现有的法律修订，我也同意刚才千帆讲的，一方面是积极的让它修改得更好一点，如果我们的力量实在达不到这么大，我们就呼吁干脆不要改了，维持现状。

关于兼职化、专职化问题，我倒有一个看法。有人担心，人大代表全部专职化，会变成一个财政的巨大负担。但这个问题从宪法上其实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要求全国人大，或者省人大是专职的，像乡镇，包括县一级的人大，就不需要是专职的，只要保证上半年、下半年各拿出两个半个月时间来处理人大的问题就可以，这一点从技术上看并不难解决。

最后还是回到转型的话题上，今天，似乎所有人都希望平稳转型。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现成的典型，那就是台湾。台湾的转型也确实做到了王占阳所设想的一点：原来的专政党仍然可以执政。假定我们去考虑一个平稳转型、和平转型、渐进转型的进路，那么，唯一可以模仿典范就是台湾，因为其他地方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像苏联东欧，转型的前提都是把原来的掌权者推翻，只有台湾是掌权者自己控制转型进程。

但这也就要求掌权者必须足够明智。看台湾的经验，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基层政治要逐渐放松。尤其是县、镇政治。其实仔细想一下，这层政治和人民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中央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没有什么多么密切的关系，真正有关系还是乡镇和县一级的。而台湾转型最初也确实是从开放地方议会选举开始的。

所以，最后，关于整个转型，我的意见是：我们应当好好研究国民党的转型经验。包括执政党，如果要给自己留出比较好的后路，就是赶紧研究台湾，赶紧模仿台湾的做法，也许就给你剩十年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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