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之后何以是危机

秋风

物质财富的繁荣当然是好事情。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成一个人，那么，财富就是这个神秘的身体赖以存活的营养。对国家，如同对个人来说，营养不良固然是严重的问题。但并不是任何情况下的财富增多都是好事情，营养的不正常摄取也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比如今日中国民众的富贵病发病率就在急剧增加。

事实上，在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繁荣通常就是治乱循环的转折点。人们还没有享受到多少财富繁荣的好处，全面的社会政治危机就立刻降临。汉武帝时代，就经历这样一次急剧的转换。为什么会这样？

秦人与楚人

秦人依照商鞅的方案，建立了政府直接控制每一个民众的新型政体。为保证这种控制的有效性，秦国也致力于消灭商业活动，驱民于不需要运用智力的农、战。

秦人建立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聚集全部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尤其是人的心力，从事征服性战争。这一集中动员体制确实相当有效，秦人借助这种体制攻灭六国，兼有天下。

但是，一个国家体制的形成机制，将决定这个体制的性质。秦在兼有六国之后所建立的政体，让皇帝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兼有六国之后，秦始皇立刻开始滥用其绝对的权力，满足其无穷无尽的欲望，如《汉书·食货志》所说：

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秦始皇所追逐的私人欲望，既包括自己肉体欲望之满足，比如声色之好与长生不死的幻想，也包括频繁兴建大型公共工程，对外用兵。这两者乃是后世一切君王滥用权力的两个主要方向。绝对权力滥用的结果则是民怨沸腾，统治秩序迅速土崩瓦解，人民因此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面对这种局面，汉朝君、臣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施政纲领。这固然有迫不得已之处，但也不乏某种文化依据。

秦人的历史非常复杂，不过总体上，西周时代，秦人生存于西部边陲，其文明程度始终较低。当然，这有一个好处：正是这一点，让秦国能够最为彻底按照法家思想，构造国家体制。因为，两者的气质较为接近：古板、苛酷、无情。

反过来，当时的东方各国文明程度较高。尤其是在西周经典封建制下，人们的精神较为自由、舒展。因而，法家思想虽然形成于东方，且最早实施于魏国，但各国都没有完全按照法家意愿构建制度。即便制定了刑律，也没有将其执行到苛酷的地步。总之，宽和是东方人的基本精神气质。

汉初君臣主要是楚人。楚人也属于东方文化系统，虽然他们生活于边陲。与秦人相比，楚人的华夏化过程要早，而且更为彻底。因而，楚人文化大体上具有东方的特色，较为宽和。而且，楚人精神上还有还一些边疆的色彩，较为浪漫。这一点，让楚人的性格宽和而随性。孔子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中庸》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句话：“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老子、庄子都属于广义的楚人，也就并不奇怪。

这也就是汉初君臣们的基本精神气质，黄老无为就是这种精神气质的产物。

黄老之术与繁荣

但是，仔细考察黄老无为，它其实具有两个要旨。第一，对秦制无为，也即全盘承袭秦制。关于汉初，人们有“萧规曹随”之美谈，而萧规实则承自秦制。但第二，以楚人宽和的精神执法。《史记·萧相国世家》对于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也即碌碌无为的意思]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法，顺流与之更始。

刘邦、萧何、曹参等支配汉初政治的君臣，几乎全部是秦时的底层吏员。因此，他们都熟知秦法。他们熟悉的统治方式就是秦制，而且，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他们根本不可能具备齐鲁士人的礼乐知识。因此，不能想象，除此之外，还可以有其它的治国方式。秦制就是他们心目中唯一可能的统治方式。因此，尽管他们推翻了秦人的统治，却近乎本能地延续了秦的全部制度。“谨守管籥”就是指保留了秦的所有法律、制度。

不过，汉初君臣毕竟是楚人，精神较为宽和，因而，他们能够“顺流与之更始”。这是说，他们不那么苛酷地执行秦的法律。

如果说在萧何时代，这只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智慧的话，那么到了曹参，则将这种统治术发展成为一种治国的理论。《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曹]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齐]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是否有盖公这个人，存疑，很有可能就是曹参本人系统地提出了黄老之术。此术的关键，也就是“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后来，萧何去世，曹参为丞相：

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

人们都注意到了这里的“萧规曹随”，曹参绝不是消极地跟随萧何，而是更上一层楼，系统地提出了无为而治的观念。司马迁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评价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参所说的“清静”、“无为”，就是放权让利，放松秦式法律的执行，让曾经遭到秦的刑治全面压迫的民众，可以喘一口气，而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结果就是“文景之治”，到后汉武帝初年，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繁荣背后的制度扭曲

但是，这种繁荣戛然而止。而上面对黄老之术的解说，已揭示了个中根源。

黄老之术的大前提是汉承秦制，对秦制本身不做任何根本性变动。而这个制度的根本特征就是权力不受任何约束，这既包括皇帝的权力，也包括各级官吏的权力。“无为”只是指，治国者不再那么严格地执行那些法律。在人人痛恨秦制的社会氛围中，基层官吏们也不敢放纵地执行那些法律。但是，这套法律、制度本身仍然完好无损地站立在那儿，只不过隐藏在较为晦暗一些的地方。

一旦民众生产出财富来，权力就苏醒过来，而对财富非常敏感。绝对权力第一次登场时，掌权者最为看重的是权力运用过程本身带来的快感。当其遭遇挫折后第二次登场，权力运动本身会受到民情的约束，它就会转而追求财富，通过财富的不正常聚敛来显示自己相对于民众的绝对性。这也正是汉武帝时代的情形，《汉书·食货志》说：

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

第一段说的是官员们滥用权力聚敛财富的事情，这一点以后再谈。第二段说的是皇帝的作为。财富激发了皇帝的欲望，而皇帝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因此，皇帝完全可以放纵自己的欲望。这样的欲望与秦始皇是一样的：第一，满足个人身体的感官欲望，这包括建造苑囿，由此而大兴土木，上马各种大型工程。第二，满足皇帝建功立业的荣誉性欲望，比如派兵长途跋涉，搜寻、攻击匈奴，以开疆拓土。

对于满足第一种欲望的做法，人们可能都会反感。但对于第二种，现代人的看法可能发生分歧。现行历史教科书对此就大体上持肯定态度。然而，战争消耗财富的能力总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现代生产条件已经相当发达，很多国家仍无法承受战争的消耗。古代技术条件低下，财富生产能力更为有限。一旦君王盲目地追求威望和荣誉，财富很快就会耗尽。因此，儒家一直反对君王开疆拓土。这方面，最著名的一段话，出自孔子，见《论语·季氏》篇：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孔子的意思是，治国者首先应当关注国家的内部治理，如果内部做到了优良治理，国家的力量增强，外部威胁自然也就会减少。但是，掌握着绝对权力的皇帝，总是具有一种追求荣誉的强烈冲动。他要把自己置于世界之巅。而绝对的权力所具有的巨大资源动员能力，会让他觉得，实现这一目标易如反掌。最初，事情确实如此。不幸的是，一旦这种绝对权力开始动员资源，其消耗速度也是惊人的。然而，沉醉于荣誉之中的皇帝，其欲望不会因此弱化，相反，他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权力，加强搜刮。由此，社会也就必然陷入危机之中。

企业家观察家，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