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政治的本质都是人的合群。合群推动语言的产生，语言是合群的核心工具。因此，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语言就是力量。也因此，权力必然试图影响语言，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致力于操纵语言，从而导致语言的腐败。不过，仅在中国，语言腐败的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大有不同。
二十世纪中期，一种从西方经苏联传来的社会历史理论大行其道，这种理论相信，个体的命运是完全被历史控制的，历史则是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具有铁的运行规律。人的唯一道德和历史责任就是顺服这个命运，充当其实现某种终极目标的螺丝钉。这套理论具有极大魅惑力和心理压迫力。官方以此制造了一套宣传话语体系，其基本特征是历史的宏大叙事和高调的道德动员。官方以这套话语进行社会动员，无数人基于对那套语言的魅惑和恐惧，而自觉或者假装自觉地服从，语言塑造了社会的整齐划一。
文革政治的疯狂反复、尤其是林彪事件爆发，导致上述意识形态，和以之为基础的个人崇拜的神话破产。那套宣传性话语体系的魅惑力也消散。很快，民间出现、流传种种反讽的话语。这一话语体系一路发展，而演变出九十年初十分流行的王朔等人的反崇高文艺。这种文艺的核心工具正是反讽性语言。在后者的冷嘲热讽下，官方意识形态性话语体系显示出极度的荒诞性，它虽延续至今，但纯粹只是政治的惯性而已，已然丧失了语言本科具有的任何力量。
九十年代以后，情况发生极大变化。意识形态的统治正当性论证功能完全丧失，政府不得不依靠经济增长维持自己的权威。由此，整个政府体系迅速地公司化。各级政府深度介入商业活动，官员们变成商人。首先，政府官员的政绩主要以经济指标衡量，政府乃拼命逐利。在此过程中，官员也毫无节制地追逐个人物质利益之最大化。公与私两个维度的商业计算支配了官员的心灵。
政府权力按照商业逻辑运转，这可是人类政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正是这种奇异的商业化权力逻辑，制造出了最为引人注目的语言腐败，比如，仅仅在今年，官员们就发明了下列词汇或者话语：
今年1月27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突然遭拆除，此前这处故居已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对此，东城区文化委解释为“维修性拆除”。
今年2月8日，重庆市政府宣布：“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提出，中国行政政策设定有公益性垄断的行业，包括中央企业层面的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也有地方的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公共交通等企业。
2012年12月16日，宁波市江东区一幢居民楼倒塌，造成一死一伤。宁波市住建委总工程师夏海明说，初步原因是由于天气干湿交替导致，但具体原因还需经过上海、杭州等地专家调查过后才能确定。
2012年2月，海南旅游岛出现疯狂宰客的现象，一度被网友曝出万元账单。三亚市工商回应：账单有顾客的签字，则不算宰客。
2012年8月，河南省扶沟县练寺镇，老人朱中洲因为对强征强拆及补偿不满，前往镇政府找有关领导协商，随后在政府院内跳楼身亡。经过现场勘查和法医鉴定，该村民为“自主性坠亡”。
2012年2月，中国太平（央企）发布业绩报告，其旗下全资附属公司太平再保险有限公司出现首次盈利性亏损。此前中国太平发布警告称，预计去年综合盈利将大幅低于2010年同期水平，主要因太平再保险亏损近一亿港元。
2012年3月，在国务院地产调控政策不见松动时，南京楼市出现短暂热销，连续三周的周认购量连创新高。新华社发文评价其为杀跌性回暖。
上述语言腐败表明，官方话语之自信和水平已经下降到谷底了：
七十年代之前，官方话语的主要功能是动员，充满自信地动员被假设为自私的人们投入到官方认为的伟大的历史性事业中。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些颇有成就感的宣传家。不管怎样，他们的文字是有力量的。很多五十岁以上的还可以背诵其中的篇章。
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官方话语的主要功能是掩饰，使用一套伪装的话语，掩饰体制内部已经相当严重的混乱、分裂和社会的分化。但实际上，这套话语体系的使用者自己也对其有效性，狐疑不定。因此，他们可以长篇大套地背诵枯燥或华丽的稿子，而丝毫不动感情。
到最近若干年，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官员，甚至连掩饰的兴致都没有了。在政治的共同价值崩解之后，他们也已放弃了自己对民众的责任感，因而，他们可以赤裸裸地做任何损害民众利益的事情，只要能增进政府和个人的利益。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无法用任何正常的逻辑论证的，也无法在台面上公开言说。所以，他们已经懒得编造自洽的说辞。他们心无旁骛，埋头发财。通常，他们畅行无阻。但在特定场合，陡然遭遇无法回避的质问，他们也就心不在焉地编造一些语词，以求暂时搪塞公众。至于这些语词是否合乎逻辑，能否说服公众，这些官员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相信，自己无需考虑。他们的姿态是：我就这样，你能怎样？确实，在这个纲纪崩坏的时代，体制不会怎么样他们。而他们的手里有“维稳”机器。
这就是过去五六年中，语言腐败蔓延的制度原因。权力的物质化，政府运作的商业化，官民分立以及由此导致的官员的去责任化，让官员专注于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专政力量，对于看不见的语言，他们已毫不在意。
这是最坏的政治。最好的政治就是以语言沟通的政治。一旦官民之间不能用语言沟通，那就只能用力量沟通。随意地以专政机器“维稳”，就是官方在语言能力退化之后的唯一选择。
中国的危险在此。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语言风格之改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拒绝意识形态的高调动员话语，拒绝掩饰性话语，拒绝漫不经心的矛盾话语，回归正常的语言，也即可被民众理解、接受的语言，这是政治走上正轨的前提。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调整过程是否足够快？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