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两个月，北京等地频繁发生雾霾锁城事件。怎么办？人们总是呼吁政府想办法。春节将至，很多人立刻联想到烟花爆竹，乃纷纷在微博甚或在纸媒上以社论的方式呼吁政府，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毫无疑问，烟花爆竹会产生烟雾污染，这一点，除夕夜晚，人们都看得到，闻得到。烟花爆竹也会造成意外伤害，这方面，年年也都有报道——非常醒目的报道，且不断被媒体重复。

问题是，这一点就足以构成禁止春节期间、红白喜事燃放烟花爆竹的理由么？当然不能。

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是一项古老的民俗。这个民俗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民俗背后有中国人的信仰。这信仰对于中国人享受健全的生活，对于中国社会形成优良治理秩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燃放烟花爆竹，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而获得深刻的喜乐。作为一种民俗，这种喜乐也是普遍的。

也就是说，燃放烟花爆竹实具有非常重大的私人和公共价值。稍微具有正常情感和理智的人都会明白，这价值远高于其所必然产生的社会代价，也即噪音、空气污染乃至意外伤害。这是一条文化常识、社会常识，这就是烟花爆竹作为一种民俗长期维持的根源。

然而，在现代中国，接受过一定教育的精英，尤其是其中的文人，却拒绝这个常识。说来原因十分简单：燃放烟花爆竹所产生的价值乃是分散的、精神性的、文化性的，换言之，它不容易看得见。相反，雾霾、噪音污染、意外伤害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好处与看得见的坏处放到一起，人如何选择，不言自明。

但这种解释需要深化。因为，普通民众都会觉得，民俗可能带来一些坏处，但他们仍然坚持。因为，他们从这个民俗中得到了精神的喜乐。这种喜乐他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何以精英们反而看不见？原因同样十分简单：过去一百年来，接受过足够教育的中国精英基本上都是物质主义者。所有现代哲学都是物质主义的，尽管其政治价值可能相互冲突。

据此，精英们普遍地拒绝精神，他们当然也普遍地拒绝能够带来精神喜乐的民俗。他们自己不过民俗生活，随他们去吧。但是，这些精英又特别骄傲：这是现代人的最大精神病症。他们是物质主义者，他们认为这就是先进的思想，他们把庶民的信仰斥之为迷信，他们把民众的文化斥之为愚昧。因此，他们不仅看不到民俗带给民众的精神价值、带给社会的文化价值，反而认为，民俗构成他们建立理想的现代的、先进的、科学的社会的障碍，必欲毁之而后快。

基于这种心态，现代精英们随时寻找各种理由取消某些民俗，包括毫不犹豫地要求政府禁止之，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论说自由。即以燃放烟花爆竹为例，当初，他们说，燃放烟花爆竹制造噪音，制造意外伤害。他们要求政府禁止燃放。政府官员对此深有同感，乃出台法律禁止一项民俗。后来，政府逐渐向民俗妥协，改禁止为限制，民众重新获得了过民俗生活的权利。

然而，现在看来，民俗在当代中国始终面临巨大的危险，这危险就来自精英们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对于民俗，对于民俗背后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于信仰，物质主义精英们，包括官员、文人，丝毫没有敬畏之情。他们完全从物质的、功利的角度看待民俗。最近的雾霾不过是他们随手拈来的一个新理由，以后他们也会找来各种各样的理由。

而这种物质主义，恰恰就是雾霾频繁爆发的精神根源。正是物质主义支配了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国的城市普遍高度集中，容易成为空气污染谷地。正是物质主义让官员眼里只有物质，而完全没有精神与文化视野，政府以GDP作为最高追求目标，为此而盲目地发展各种重污染产业。正是物质主义，让城市人口，尤其是现在对雾霾抱怨最多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加入私家车购买狂潮中。即便在雾霾十分严重的日子，他们也拒绝停驶自己的汽车，而把矛头对准根本不存在的烟花爆竹。

也就是说，雾霾是这个时代的物质主义精神病的并发症之一。而针对雾霾提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立论的依据正是物质主义迷信。由此导致的结果乃是深化这个社会的物质主义：春节、红白喜事将丧失其信仰的维度，精神的维度，文化的维度，而纯粹变成肉体的享乐。然后，在春节之后，肉体将投入更为残忍的物质主义战斗中。那时节，雾霾将会更加严重。

要解决雾霾，必须从精神的角度，从完整的人的角度重新构想生活方式，重新规划城市格局，重新思考产业布局，重新思考城市交通原则，等等。为此，必须理解什么是完整的人。完整的人首先具有心灵的维度，精神的维度。意识到这个维度，也就找到解决雾霾问题的终极出路。

也就是说，解决雾霾问题，追根溯源，要全社会走出物质主义迷信。政府、精英、普通民众，均需在这个方向上努力。而尊重民俗，有助于抑制人的物质主义倾向。民俗是教化机制，几乎所有民俗，都旨在引入神灵、引入人心，让人超越个体的、物质的计算，更为长远地、负责任面对他人，面向未来，以节制当下的物质的欲望。这是解决雾霾问题的精神基础。

中国经营报，2013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