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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我们的文化空气

——秋风畅谈《重新发现儒家》

 

问题1:秋风老师您好,很高兴跟您谈儒家,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个话题。最近这些年,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再次引起国人的兴趣和关注,谈这些话题的书也不少。您的新作《重新发现儒家》我觉得与其他作品有很大不同,有强烈的“拨乱反正”的主旨。这是您写作本书的初衷吗?

 

是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拨乱反正。对儒家,过去一百年多年来,人们,主要是接受过较好教育的社会精英群体,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对儒家的看法,很多,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是错误的、荒谬的、偏颇的,有误解,也有曲解。我这本书,就是选择其中较为流行的偏见、成见,一一予以辩驳。

或许可以说,我这本书就是专门写给反对儒家、不理解儒家的朋友们看的。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矫正大家对儒家的错误认知。

 

问题2:您讲到,大众得到的关于儒家、关于西方的表述和阐释,往往是一些对此并不真正深入了解的人传递出去的。怎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这与中国现代知识活动的特点有关。上个世纪初,传统教育体制崩溃,新式教育兴起。这样,传统士君子的生产机制中断,现代教育体系培养出大量专业人员,其中一些人关心公共事务,他们就是知识分子。很多人把儒家士大夫视为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人,虽然他们都是读书人。

现代知识分子创建了现代大众媒体,比如改版后的《新青年》杂志。借助这些媒体,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极大。他们的读者也多是青年。为这种媒体、为这些读者写作,必须简单易懂,富于情感。陈独秀、胡适等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写作的。为此,他们对西方予以简化。事实上,只有那些对西方的认知肤浅、简单的人,才可以大胆地简单化地谈西方,所为无知者无畏。青年们也欢迎这样的论说。

相反,当时有很多博学而老成的学者,比如章士钊、陈寅恪、吴宓、张君劢等人,对西方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他们试图讲述一个完整的西方,也就是一个复杂的西方。而这样复杂的图景是不适合大众媒体的,青年们也没有耐心读。在媒体竞争中,这些见识更为健全的人反而处于下风。这是一个历史悲剧。

 

问题3: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因为这么多的误读,弘扬儒家的人才更应在传播和阐释上下工夫。听过您做客“凤凰大讲堂”的演讲,您也不断写作来表述见解。是否也是看到了传播和阐释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要多做哪些工作?

 

是的,传播很重要,用现代语言阐明儒家义理、重新说明中国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上,儒家经历过多次衰落、复兴,而每一次复兴都是用当时的语言重述儒家义理。只有这样,儒家才能够被人们理解、接受,从而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现代儒家虽然已经出现一百年,但这个工作始终没有展开。现在应当进行了。

 

问题4:您讲要重新发现儒家,那么怎么重新发现?

 

重新发现儒家,不过是拂去人为地蒙在儒家身上的灰尘,让儒家焕发出其本来的光彩。但是,这个工作说来容易,实则相当复杂。因为,人们对儒家形成误解、曲解的根源有二:第一,用现代价值衡量儒家,觉得儒家本身不好。第二,以现代社会为标准看中国历史,觉得儒家发挥了不好的作用。要重新发现儒家,就需要从这两个方面做工作。

这本《重新发现儒家》,就是在做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经过研究、思考发现,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用来判断儒家的那个所谓西方,其实是偏颇的。比如,大家普遍用德国、法国的自由主义或者现代自由主义理念来衡量儒家。即使谈到英美,似乎也只看到纽约、洛杉矶,而没有看到其乡下。用这样的眼镜看儒家,当然问题多多。但这不是儒家本身有问题,而是你的眼镜有问题。其实,西方不是知识分子在《新青年》、《新潮》杂志上所说的那样。西方要复杂得多,现代价值也要复杂得多。有了这样的视野,儒家就不是那么面目可憎的了,其实,中西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我也在另一项工作:重写中国历史,以相对准确地揭示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这就是多卷本的《华夏治理秩序史》,目前出版了头两卷。要写完全部,要花很长时间,而且是完全学术的,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所以,我计划明年先写一个简本《国史纲目》,希望用二十多万字的篇幅,写清从尧舜到今天的中国历史。它将是面目全新的中国历史大纲,可以让大家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树立起对中国文明的温情与敬意。

 

问题5:儒家和现代社会的契合点有哪些?想要“与古为新”,需要从那些方面努力?

 

现代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动辄分别传统和现代。中国人对中国文明最爱这样提问,似乎没有人提出过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或者基督教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的问题。但是,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就那么大么?人不都是人么,中国人不都是中国人么?差异能有多大?孔子所讲的道理,四书五经中的道理是普适的,可以普适于所有人;这些道理也是永恒的,孔子的时代适用,现代同样适用。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价值,哪一个不是永恒而普适的?即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普适而永恒的——当然,前提是你看我的书,弄清其真实含义,《重新发现儒家》中专门有一章论述这个问题。

所以,现代人努力要做的事情,不是分辨传统中的精华、糟粕,而是踏踏实实地诵读经典,体会经典,用孔子所说的价值化成自己。

 

问题6:还有,我们应该如何评判儒家的思想资源?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被误解乃至被利用应如何矫正?

 

我不会评判儒家,这么做,仿佛儒家是我们的生命之外的一个物件,或者一个仓库,或者说资源。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缺乏自觉才有的看法。

对于中国人来说,儒家不是资源,更不仅仅是思想资源。儒家就是我们的文化生命,我们必须靠儒家存在。或者说,儒家地生活,我们才有健全而得体的生活。因此,至少我自己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儒家地生活。

经常有人说:儒家有很多不合当下社会的地方啊,历史上那些大儒,对同一个问题也有多种说法啊。我要说的是,哪又怎么样呢?没人要你背诵历史上的儒者说过的每句话。儒家就在孔子的论说中,就在四书五经中。孔子的论说,四书五经所讲述的都是普适而永恒的道理,你去体悟那些道理,照着那些道理去思、去行即可。

 

问题7:传统文化的重新复苏与中国实现伟大复兴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十几年前,执政党就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那么,何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就是由中国文化塑造的一个文明与政治共同体。而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儒家。因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就是儒家的复兴。也就是说,国家须以儒家价值为国本,中国人需要自觉地按照儒家价值生活,由此形成儒家社会,儒家国家。那个时候,才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才有价值,中国人才有文化,中国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内部秩序,并赢得世人的敬重。

有人会说,你这个说法也太独断了吧?好吧,那么你说说,有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让中国既普世又独特?掰着手指头数一遍,你就会发现,除了儒家,没有别的。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海外办的语言教学机构叫做“孔子学院”,而不冠以其他名号?因为别无选择。历史和现实都清楚说明了,归宗儒家是中国的唯一正道。

 

问题8:儒家和传统文化会恢复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什么力量?

 

儒家在中国的复兴,最终会形成儒家式现代社会秩序。我有一本新书马上上市,书名就叫《儒家式现代秩序》。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秩序才是稳定的、健全的,古代如此,现代也不可能例外。

我们现在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是人心所向。儒家复兴的力量就在中国人的心中。

 

问题9:您做弘道基金的董事长,并将此书的稿费收入悉数捐赠给了弘道书院。谈谈您做这些的过程和目的吧?

 

弘道基金是一些儒门同道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成立,目前正在努力进行注册程序。成立这个基金的目的是筹措一些资源弘道,通过资助出版、会议、活动当方式,弘扬儒家之道。我被大家推举承担协调工作,深感德、能不足,唯有诚己、尽心而已。这本书的目的也是弘道,将其收入捐赠给基金,是理所应当的。也希望更多朋友支持这个事业。

 

问题10:另外,本书编辑康慨也将编校费捐赠给弘道书院,以支持您的事业。这正说明您的感染力也说明了儒家的魅力,对不对?您周围支持这项事业的人还很多吧?您对复兴儒家是否有坚定的信心?

 

我首先感谢康慨先生。实际上,近些年来,我碰到的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我所从事的儒家复兴事业,包括你们山东交通广播电台的美女主播小凤。今年暑期,她请我做节目。为此,她系统地读了我的书。然后她说,她被我说服了。康慨先生原来也是研究西学的,他有一个转变。

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并不奇怪。中国人天生都是儒家,因为,儒家就是中国文明的本质,自从自觉的华夏-中国文明形成以来,也就是尧舜时代以来,我们就生活在儒家价值、儒家文明中,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儒家之名。儒家就是我们的文化空气。中国的大好山河到处都打着儒家的印记,比如,为什么大家喜欢游泰山、喜欢游曲阜?我们的信仰,我们对宇宙、生命、世界的看法是儒家的。我们生存的社会结构,我们相互打交道的方式是儒家的。我们的语言中充满了儒家的格言、成语。中国的一砖一瓦都有儒家气息。所以,一个中国人生下来就是儒家。因为这一点,我对儒家复兴充满信心。

只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儒家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大家多处在不自觉状态。还有些人,因为自己的认知不全或有误,而反感儒家,甚至试图脱离儒家。但其实,他们也不能摆脱儒家。结果,人为的理智与自然的文化生命之间出现冲突,精神、生命反而陷入扭曲状态。与其如此,何不自觉?

实际上,过去三十年来,尤其是过去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儒家文化生命有所自觉了。我相信,有这种自觉的人会以加速度增多。希望这本小书有助于朋友们放下对儒家的偏见、成见,放下心中对自我生命之完善状态的盲目与抵触,自觉地做一个儒家。这是中国人的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山东商报,201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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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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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秋风),独立学者,主要从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中国治理秩序的历史与理论之研究。著有《立宪的技艺》、《政府的本分》等,出版译著《哈耶克传》、《货币的非国家化》、《法国大革命讲稿》、《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等十余种。华人哈耶克学会发起人之一,主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奥地利学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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