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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证交所挂牌的大型央企中国远洋已连续第二年亏损,将被挂上ST帽子。按照目前趋势,该公司明年仍将亏损,就将被迫退市。为避免这种尴尬局面,该公司高层表示,已多次致信政府,希望政府作为大股东能给予更多支持。

周俊生先生发表评论称,政府如果作为大股东支持中国远洋,显然对民营企业不公。我还想补充一个角度:作为一个没有享受到好处的大股东,政府没有理由支持中国远洋。

我说的是人们议论已久的国有企业拖欠大股东红利的现象。本来,任何人办企业,都是为了赚钱。政府受国民委托、以公共资源兴办企业,也不利外。即便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只是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地位的车间,也是要上缴利润的。

然而,1994年,政府出台了一个很怪异的政策:政府不再要求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国企的税后利润全部归企业支配。这个政策之出台,有其历史背景:当时国企普遍经营困难。到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普遍好转。但迟至2007 年,政府才颁布《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开始试点收取部分企业 2006 年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这才算结束了国有企业十三年不向政府分红的历史。

不过,这一政策的执行很不得力。首先,国企红利上交比例很低,目前分为三档:10%5%以及暂缓上交。无论与其他国家国有企业利润分红比例相比,还是与国内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相比,10%都是偏低的:目前,上市公司向股东分红的平均比例在40%左右。他国国有企业上交的红利一般为盈利的1/32/3,有的甚至高达80%90%

即便如此之低的分红率,也没有覆盖多数企业,它们仍然不向作为大股东的政府分红。每年,有关部门都会自豪地宣告,中央国有企业的利润又达到了几千或者上万亿,然而,作为大股东的政府获得了多少好处,却闭口不言。因为这个数字实在太低了。天则所去年初完成的一份报告说:2009 年,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占总利润的 7.38%2010 年,这一比例降至 2.12%

除了这点可怜的上缴红利,其余利润都在国有企业内部分配。由此就有了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过去十年中,国有企业建造起一栋栋豪华的办公楼;国有企业管理层享有很高的福利。更严重的是,即便在宏观调控的大环境中,国有企业也可以凭借着利润留存优势,当然还有金融、行政等优势,大肆扩张,进入与主业毫不相干的领域,打造出一个个跨行业的巨无霸。在它们的挤压下,民营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

然而,中国远洋的困境说明了,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并不神奇。也许可以预言,受经济周期影响,国有企业大赚其钱的时期正在过去。而中国远洋已经做出示范:只要面对经营困难,这些企业就会向政府伸手要钱、要政策,要求政府作为大股东帮助其渡过困难。

这样的要求正当、合理么?你在自己挣钱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个大股东,没向它分过一分钱的红利;等你遇到困难,你却想起大股东了。曾被忽略的大股东,有何理由帮助你呢?人们总是说,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嫡长子,可是,以现在的表现,这些嫡长子可是活生生的不孝之子。

当然,不难推测,政府完全有可能对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伸出援助之手。这种事情,政府已做过很多次了。国有企业之所以不上缴利润,根子也在政府:政府没有当好大股东,没有向这些企业索要自己应得的红利。因为种种原因,政府一直在娇惯这些国有企业。所以,在国有企业赚钱时,政府让国有企业把利润全留在自己兜里。当国有企业遭遇困境时,政府又把公共资源塞给国有企业。

这样的政府-国有企业关系,也许比计划经济时代还要糟糕。原因也许在于,政府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兴办国有企业的资源不是政府的,政府不可能有任何资源,政府所能支配的一切资源均来自国民。政府作为国民的代理人设立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其实是向国民分红,让国民分享投资的收益。同理,政府帮助国有企业,也只能运用国民的资源。但由于制度缺陷,政府总是忘记这一点,而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复杂的利益同盟,国民的利益却被忽略。

中国远洋的困局提醒国民,应当密切关注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此关系是否正常,牵涉国民巨大利益。人们都担心,未来中国养老金可能存在巨大亏空,解决这一潜在亏空的较好办法是用国有企业分红补充养老金。如果在国有企业赢利能力较强之时,政府轻轻放过国有企业,那到期普遍陷入经济困境时,国民不光得不到好处,还要继续往里贴钱。那可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南方都市报,20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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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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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秋风),独立学者,主要从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中国治理秩序的历史与理论之研究。著有《立宪的技艺》、《政府的本分》等,出版译著《哈耶克传》、《货币的非国家化》、《法国大革命讲稿》、《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等十余种。华人哈耶克学会发起人之一,主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奥地利学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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