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要求加薪，企业别无选择

秋风

日本本田汽车设在佛山的零件厂工人因不满薪酬待遇而罢工，并持续几日，导致本田在内地的四家整车组装厂全面停产。资方曾经提出增加薪资方案，但劳工认为没有达到自己预期，因而继续罢工，工厂开除两名带头罢工的员工，引发劳工愤怒。劳工宣布，罢工将持续到薪酬达到满意水平为止。

这恐怕是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良好投资环境享誉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开设工厂，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最近同时发生的两起事件，富士康员工连续非正常死亡事件与本田工厂劳工坚定罢工事件表明，支撑廉价劳动力的整体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环境，正在悄然发生根本性改变。投资者、企业管理层及各级政府，似乎都有理由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并顺势而为。

毫无疑问，中国曾经有过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毕竟，乡积聚了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不过，这个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很快就不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成为人为制造的一项制度安排。这个制度的制造者首先是政府，其次是企业，也有主流经济学家。简单地说，政府通过人为维持各种歧视国民的法律、政策，比如户籍制度，及在此制度之上，国民到异地及丧失法律与政治权利的制度，基本上剥夺了劳工与企业谈判的权利。这样，劳工的整体收入被压抑在合理的水准之下，劳工收入自然调整的过程同样受到抑制。换言之，劳工并未得到本应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的收入。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才持续十几年下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提供的数据称，依据收入法计算，1993-2007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68％增至14.81％，增幅为3.13个百分点；企业的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个百分点；而居民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49.49％降低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可以看出，企业是制度抑制劳动力价格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对外资的巨大吸引力大约也主要在于此。

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劳工终究不是没有灵魂的机器，尤其是，在过去几年间，劳工结构已经发生了一次巨大的代际替换。第一代农民工接受了制度安排给他们的命运。他们可以接受低工资，为了在此基础上多获得一些收入，也宁愿企业延长工作时间，甚至可以说喜欢加班加点，对企业的超常规管理方式也不很敏感。

近年来，出生于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的农民，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构成所谓第二代农民工。在中国社会整体价值观变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年轻人已经具有不同于其父兄辈的价值体系：他们更有明确的权利意识，他们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劳动的尊严，他们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的劳动价值被低估，自己的尊严被忽略，他们就会选择抗争，或者是消极地抗争，或者是积极地抗争。

显然，劳工结构、意识、诉求的这种变化，是超出企业预料的，富士康和本田的反应就相当迟钝。而且可以推测，绝大多数企业、企业家还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政府可以帮助企业摆平这些提出要求的劳工。或许确实会这样。但是，企业越是继续享受这种超经济的优惠待遇，它的沉淀成本就会越高，廉价劳动力依赖症的病状就会日形严重，最终被某些突然到来的劳工成本压力压垮。

是的，劳工工资收入提高乃是大势所需，不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看，都是如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不可能容忍劳工收入被继续压低。现在容许劳工收入提高，已经有点过晚。如果再拖下去，经济、社会与政治代价将会更高，这肯定是政府不愿看到的。高层派出人员到富士康进行调查，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现在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究竟是主动作出反应，还是被动拖延。前者是明智的，企业将会与劳工共同成长，与社会和解；后者是愚蠢的。整个社会也已经形成了善待劳工的共识，那些无视这一共识的企业将会遇到强大的舆论压力。而这种压力将令企业付出巨大代价。

21世纪经济报道，20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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