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遗产的私有化

秋风

随着“中国丹霞”地貌成为中国的第40项世界自然遗产，一时间中国又掀起了“遗产热”，包括杭州西湖在内的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各地跃跃欲试提出申遗的项目，已经排队到下个世纪。

这是因为中国各级政府热爱文化吗？当然不是。在政府推动、开发商配合的疯狂拆迁过程中，大量文化遗产正在被毁灭。地方政府毁灭文化遗产，与其疯狂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其实具有共同的动机，那就是追求GDP政绩。简单地说，这是一个与文化无关，而仅关乎经济增长的事情。

正因为此，地方政府才会大方地投资于遗产项目。比如，年财政收入不过2亿元的湖南崀山所在地新宁县为“申遗”共投入4亿多元，银行贷款1.55亿元。地方政府进行高额投入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获得经济增长政绩。

这种投资得回报似乎也蛮高。山西“平遥古城”申遗成功，带动本地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旅游收入占当地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不到1%增长到2008年的13.91%，旅游产业成为官员政绩的支柱，或者可与房地产一较高下。

至于文化自然遗产本身，只是一件道具。在旅游业兴旺发达之际，文化、历史、自然遗产本身就被扔到最不重要的角落：有专家估计，各地世界遗产的门票收入，除去上缴政府、财政、旅游公司和维持人员开支的资金，平均用到遗址资源保护上的资金连10%都不能保证。

这是典型的掠夺性开发。为了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各级政府不仅在掠夺生态、环境，也在掠夺文化、自然遗产。笔者曾去过山西悬空寺，悬空的寺庙中，游客汹涌如潮。笔者担心，这座千年建筑奇观，也许用不了几十年就会坠毁。但对于任期只有两三年的地方官来说，十年、八年后的事情与他根本无关，何况。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产值，至于文化本身如何，他根本不予考虑。

政府的这种产业化策略导致了一个致命后果：不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或者哪怕只是一些地方性文化遗存，都被地方政府用高大的围墙和铁丝网圈占起来。文化、自然因此丧失了公共性，而变成了地方政府的领地，国民普遍的观赏权被无情地剥夺。更重要的是，国民与文化的自然沟通，国民与自然的本能亲近，被无情地切断。

自然遗产出自自然之神工鬼斧，文化遗产出自祖先之匠心独运。自古以来，这些就是天下人之公共财产，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因而，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文人墨客倘佯于名山大川，吟诗作赋；穷书生可借住寺庙，一盏青灯伴书棉，保不齐还可以遇见妖媚狐仙；有心人可游观先贤祠庙，一抒胸中郁气。在这里，人与自然融为一片，因此而促人生出诗意；古人与今人仿佛老友对谈，文明就在此对话中起承转合。遗产的公共性、开放性是它发挥美化生活、提升精神之良性社会功能的前提。

但在号称自然、文化资源悉归“国家”的今天，这些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却被高墙、铁丝切割圈占，纷纷然成为所谓“景区”。徐霞客等先贤若生在今日，临出门之前，恐怕先得盘算，自己能不能筹措到一大笔钱，好在名山大川的景区大门前购买门票。司马迁、顾炎武要想在祠庙中找一块地方暂时歇脚，或者读书冥思，也万不可能。

当名山大川、文化遗产纷纷然成为“景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就开始丧失其公共性、开放性，就开始与民众梳理，因而也开始丧失其文化的性质和自然遗产的性质。可以说，对文化最严重的破坏，来自于当代中国各级政府所主导的经济建设，尤其是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战略。本来旨在保护遗产的世界遗产名录制度，在中国，被地方政府扭曲成发展旅游产业的工具。当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被纳入到地方政府的旅游发展、经济增长战略框架中后，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私有此产。

最为要命的是，善男信女发现，自己欲参禅礼佛，先得购买门票。权力圈占宗教场所收取门票，并对其进行商业性开发，这种开发活动让宗教人员难免心旌摇荡。对宗教精神的败坏，莫此为甚。

地方政府或许会说，自己为整治环境、基础设施投入那么多资金，自然要将其圈占起来好收回投资。然而，不管政府围绕着自然、文化遗产进行了多少投资，都不能改变这些遗产的公共性质。这些投资乃是一个对自然、对文化负责任的政府理当进行的，而不是政府变成商业性公司的理由。

当代中国也许需要一场推倒围墙运动：推倒那些圈占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围墙，让它们恢复本当具有的公共性，让它们恢复以前的开放性。人们应当大声地对地方政府说：这些遗产属于公众，属于全中国，而不属于地方政府。投入再多钱，它们也不属于地方政府。相应地，中国也需要一场在自然和文化遗产前拒交门票的公民运动。

时代周报，201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