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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转轨的角度看中欧

对秦晖教授于2010328日在洪范研究所讲座《中欧之行:20年后看转轨》的评议

我跟秦老师一道去了一趟中欧,虽然时间很短,也有一些感想。刚才听了秦老师的报告之后,深受启发,我想提出感想:

第一点:对中欧的转轨和中国的转轨进行比较,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可能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转轨究竟要转什么?这些年来,不管是学界还是官方,甚至包括很多网民,都太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上。我们忘记了,转轨实际上是国家整体的一个转轨。记得前若干年的时候,我们在比较中国和俄罗斯的转轨时,很多人还有一点整体的概念。从新千年后,我们基本上就没有了整体的概念,只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每年在百分之十几以上,然后就开始飘飘然,觉得我们生活在人类最幸福的时代。

我们到中欧之后,我的一个最大的感想就是,其实,中国跟中欧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我们还处在一个前现代国家,中欧其实已经进入了现代国家。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判断指标:中欧国家已经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而我们还根本还没有这个制度的基本框架。这是我们理解中欧20年和中国30年的不同之处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因为有一个专制制度做它的背景,貌似对它的进展很有用、很有效率,而且好像也确实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正如秦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制度其实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倾覆的倾向,它完全可能在某一天颠倒过来。因为现在取得的经济增长结果,是没有道德和政治上的正当性的,它只是完全靠强力维持着现在这个格局。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仇富心理,而这种仇恨,我在中欧感受不到。所以,在我们财富的底下就是强烈的仇恨。怎样来化解这个仇恨?我们在做研究和制订政策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转轨理念。

第二点:从这样的对比,我们也需要反思;私有化或者说是经济的转轨,需要被置于一定的制度框架中。换言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宪政民主框架,连经济转轨都不可能完成。去年以来,大家都在谈论“国进民退”,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真的建立起了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了吗?想一想,中国依然有众多的庞大国有垄断企业,政府依然对三个最重要要素实施全面控制,不管是土地、资本还是劳动力都是在政府的强力控制之下。在经济增长效果上看,我们的成绩似乎比其它国家都好,但是,如果比较经济转轨成绩,恐怕就不是这样如此了。中国的经济转轨,大概连1/3都没有完成,而且,随时都有可能退缩回去。

回顾过去30年的经济史可以看到,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其实在反复发生,而不是仅此一次。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政府的权力随时都可以再回来,唯一的问题是,政府是本院以。对政府来说,如果国有化的收益太小,他就会放松一下。但只要条件允许,他马上就会伸出他的手,而现在没有任何机制来约束政府的这只手。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学界或者是进行转轨研究的很多学者,可能对于中国转轨的现状以及它可能的前景有点过于乐观。我拿中国与中欧进行对比后,得到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确实跟中欧差很多。现在云南大旱,人民连水都喝不上,我觉得很奇怪。政府号称有2万亿外汇储备,政府一投资就是几万亿、几千亿,但最后,老百姓连水都喝不上,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增长?这个增长究竟有无正当性?我觉得确实值得怀疑!也许,我的人文的想法太多了一些,但是,在高速增长30年之后,还有很多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都不能保障,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对于这样的增长,我们究竟怎样去认识,去界定呢?这种增长是否值得自豪?我有点激动,请大家原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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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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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秋风),独立学者,主要从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中国治理秩序的历史与理论之研究。著有《立宪的技艺》、《政府的本分》等,出版译著《哈耶克传》、《货币的非国家化》、《法国大革命讲稿》、《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等十余种。华人哈耶克学会发起人之一,主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奥地利学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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